图为娜喜生前向记者讲述民族团结故事。记者唐启胜摄

　　人物简介：

　　娜喜，女，四川巴塘人，1936年出生，2020年9月去世。娜喜13岁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157团第二野战军。1951年3月离开巴塘进军西藏。1952年在藏军干校学习，学成后调到日喀则组建文工团，在文工团工作了5年后转业。1957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回藏后被安排到拉萨市委统战部工作。1966年调到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一直到退休。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12个孩子，我排行老四。因为穷，家里人口又多，父母实在养不起，不得已就把年仅11岁的我和身患残疾的舅舅送到了孤儿院生活。但是，孤儿院的生活也不好过，经常吃不饱饭，除了吃饭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地干活、放牛、割草、砍柴，吃顿饱饭是大家的梦想。

　　1950年初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157团第二野战军的战士们来到巴塘，解放了巴塘。

　　我记得，当时解放军就借驻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学里。我们常常会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偷窥”。那群哥哥姐姐们也发现了我们，然后跑过来笑着跟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打招呼。

　　由于当时我们听不懂汉语，与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的交流完全靠手势，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他们不像那些官家、贵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个姐姐笑着递给我一颗彩纸包着的东西，示意我剥开放进嘴里。当我把它剥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来我知道这是糖果，那个甜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住了，那颗让我甜了一辈子的糖果，是解放军给的。

　　后来，我们和解放军变得非常熟悉。当时有个叫周干事的解放军，他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放军是干什么的、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他还教我们唱了一首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学歌，也是到现在为止我能记得最全的一首歌。

　　有一天，周干事突然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军，面对这件大事，我只能跟身边唯一的亲人——舅舅商量此事。舅舅这才道出了哥哥早前来信的事情。几年前，哥哥已参军入伍，在当时的东藏民主青年自治同盟会工作（该组织为藏族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曾为迎接解放、建立当地人民政权、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以及协助进藏部队开展西藏工作作出一定贡献）。哥哥到了康定后，给舅舅来信说，解放军要到我们家乡巴塘，叫我们一定要跟着解放军走，这样才能有出路。

　　因为有了哥哥的鼓励，后来，我和姐姐阿敏、弟弟江白加措都报名参了军。

　　在部队，我们再也不用放牛、砍柴，解放军哥哥姐姐待我们像自己的亲兄妹一样，给我们洗头、梳头，教我们生活常识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饭。精神上的解脱，让我内心非常轻松和愉悦。

　　在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训练后，我被分配到了十八军157团宣传队，上午，学文化、学政策；下午，学舞蹈。部队里的大姐姐们教我们打腰鼓、扭秧歌，我们也教她们我们的巴塘弦子、巴塘歌。

　　1951年3月，我离开了故乡巴塘，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途。

　　我们坐着牛皮船跨过金沙江，一路徒步走到了芒康，在芒康，我们进行休整。临近春节，部队从157团宣传队里选了5名人员去慰问沿途兵站和投诚归来的藏军，我就是其中一员。

　　到了邦达乡，我们借宿在一位中年大姐的房子里。第二天早晨，她手里拿着3个鸡蛋让我吃。

　　我说：“我不能拿，我们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从芒康出发到昌都的那段路途是最艰苦的，海拔攀升，空气稀薄，所经之地，都是冰天雪地，人烟稀少。一路上不是刮风就是下雪，我记得我们爬了几座山、蹚过几次水，脚上全是结的冰块。到了晚上，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上，盖着当时唯一的装备油布被子，鞋当枕头。

　　同部队比我年长的大姐把我冰冻的脚夹在她的两条大腿中间帮我取暖，我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第二天，157团的蔡洪权团长知道我哭的事情后找到我，“是不是想家了？当了解放军就要坚强勇敢，不能哭哦。”他一边安慰着我，一边从口袋拿出一块红糖递给我，“这个糖以后爬山时咬一口，就会更有体力。”他还拿出一双毛袜，亲自给我穿上。

　　走了近一年，我们终于到了拉萨。

　　在进藏的路上，每一公里就有一位我们十八军的战士牺牲，解放太不容易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更是来之不易。

　　今年五月份，我从成都到拉萨坐车重走了一遍当年的进藏路。我亲历了西藏的贫穷落后、见证了西藏的改革发展，深知西藏的今天来之不易。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珍惜，奋发图强。

　　（记者次仁片多索朗琼珠唐启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