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瑞堂老人（右）向记者王莉（左）讲述民族团结故事。记者林敏张思雨摄

　　个人简介：

　　张瑞堂，男，汉族，1930年7月生，河南柘城人；1944年10月参加革命，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任十八军军部政治保卫队二区队队长、首长警卫班班长；1952年至1957年先后在西藏工委社会部、首长警卫班任职；1957年至1989年，先后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格尔木汽车二队队长，西藏自治区工业厅汽车队队长，西藏自治区工业厅驻格尔木站柳园站书记、站长，自治区水利电力厅、自治区工业电力厅保卫处处长等职务。1989年离休，现居西安。

　　昌都战役后，我没有立即随部队进藏。根据组织安排，我进入西南公安部干校参加培训，主要学习守边固边政策、藏语和西藏民风民俗等。培训期间，我常常想起在乐山召开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张国华将军喊出的：“一定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经过此次培训，我的心和西藏愈走愈近。

　　1952年的一天，我们接到任务：立即带队伍赶赴西藏，为已进藏的部队运送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承担这次运输任务的还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我们党和军队的老朋友，他就是大力支持解放军进藏的夏格刀登。作为一名藏族爱国人士，他拥护党，欢迎解放军，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政治主张也有一定了解。他的进步思想和做法，影响了属下及群众，甚至影响了甘孜、炉霍等地的群众。

　　当队伍踏上征程，我才真正感受到此行的艰辛和惊险，我们经甘孜、玉龙、金沙江刚察渡口、玉树、果洛、那曲入藏。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忍受饥饿，时刻提防塌方、泥石流、山崩、雪崩、冰雹等危险。即便如此，每到一处，部队也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猎、不下河、不捕鱼、宿野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抵达拉萨时，我的衣服已变成了硬“皮衣”，脸上是一层未好又添一层的血痂，手上、脚上都是厚厚的茧。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搂着我的肩膀落了泪。我深深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像夏格刀登这样的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进军西藏是无法完成的。

　　为了在拉萨站稳脚跟，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但进藏部队若在当地购买太多粮食，会影响当地物价。于是，西藏工委、十八军前方机关与噶厦政府协商，在拉萨西郊购得一片河滩荒地。张国华、谭冠三、李觉等首长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在这片河滩上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为了能让荒芜的河滩长出庄稼和蔬菜，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挑着筐子，挨家挨户掏大粪。第二年，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白菜、土豆、萝卜、青稞、油菜获得了丰收。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有的同志哭出了声。这个农场是部队官兵一锹一锹挖出来的，一筐一筐土垫起来的。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拉萨主要蔬菜种植基地之一，为丰富拉萨各民族干部群众的菜篮子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格尔木市作为进藏沿线第一个转运站，承担起了进藏物资的中转任务，人称“旱码头”。1957年，我进入青藏公路管理局汽车运输队工作，负责调度、组织从格尔木运送物资到拉萨的任务。那个年代，一支车队要从格尔木往拉萨运送物资，每辆车会配备一名驾驶员、一位助手，还有炊事员、修理工和材料员等。如果遇到叛匪，每个车队还要增加一个连保护车队的安全。随后的几年，我还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运送兵员、物资的工作。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时，我和我的战友们没有退缩。几十年过去了，再想起当年这些事，我很自豪，为了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祖国的美好河山，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小达娃是我的一位藏族同事。他每次请假回老家，就会跑来找我，把他屋子的钥匙交给我，这是他对我的信任。进军西藏，我们用铁的纪律展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心为人民的决心，也用铁的纪律打开藏族人民的心扉。进藏后，我们又与藏族同事、朋友一起为西藏社会进步而并肩战斗。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时常想念那些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他们在我脑海里，不但没有在岁月消磨中淡去，而是化作美好记忆，越来越清晰。

　　（记者王莉林敏张思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