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我出生在江苏苏北阜宁县潮北村的一个佃户家庭，祖辈都以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景色壮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阜宁，位于黄海之滨的水绿宝地，素有“江淮乐地”之称。两地相距3000多公里，人文、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个地方，却成为连接我情感纽带的一头一尾。

　　1956年，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准备实行民主改革。中央决定从内地各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参与民主改革。其中，江苏省就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分两批进藏。我作为第一批成员进藏。

　　1956年5月初，我们离开南京开始进藏。当时我是江苏省农林厅进藏6人小组的组长，也是全队80多人的党支部委员。我们从成都出发走川藏公路进藏，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走得很慢。车子摇晃着走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轮子带出漫天飞扬的尘土。一天行驶下来，大家都变成了泥人。

　　当时没有想到，我们会将自己的青春留在西藏。也更不会想到我会在西藏连续工作三十多年，直到离休。

　　到达拉萨并经过短暂的休整后，我被告知要到中共西藏工委林芝分工委工作，任组织部副部长、分工委委员职务。当时的组织工作，主要任务是吸收农牧民子女，送到内地西藏干校学习，为西藏民主改革作准备。

　　1956年10月，区党委组织部从档案里了解到我有在内地军垦农场工作的经历，于是便把我从林芝分工委调到日喀则江孜地区一片叫“车仁坝”的荒地，在那里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办农场。

　　到江孜后，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请江孜分工委的藏语文老师教大家学习藏语文。有了这些基础的藏语支撑，我们和藏族干部群众走得更近了。

　　1960年2月，组织调我到拉萨澎波地区建农场。澎波地区地域辽阔，荒地比较集中，便于开垦种植，但是修建水利工程的工作量却很大。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仅用了一个春天，就新开垦了近万亩土地，种上了青稞和小麦。

　　民主改革后，翻身农奴们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屋和牲畜，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独立搞生产，既茫然又发愁。

　　澎波农场开垦的荒地与农牧民分得的土地相互交叉着，农场用机器生产，定期给农工发工资，定量供给生活用品，生活有了很大保障。看到这些，大多数农牧民都要求带上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加入农场，想在农场劳动拿工资，土地和牲畜折价后交农场统一经营管理。

　　后来，澎波农场从内地引进了一部分乳肉两用的种牛和优良种马、种羊等牲畜，成立了由农场管理的种畜场。农场还自行兴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极大地方便了农场干部职工生产生活。各种功能的农业机械也逐年增多，农场逐渐发展壮大，影响力越来越大，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在澎波农场工作了几年后，我被派去筹办西藏农校，培养西藏自己的农牧业科技人才和干部队伍。学校建设初期，没有房子、设备，没有老师，更没有办学经验，一切从零开始。为了帮助学校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经请示自治区政府同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所农机学校和农校抽调了十多名教师，无偿到西藏支教两年，其中有不少还是大学老师。

　　我在农校工作了五年，到我离开时，农校的房屋、教学设施已日趋完备，开设了农林、畜牧、农机三个专业，在校的藏汉族学生达数百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全区各地，很受当地群众欢迎，一些学员后来还成长为相关行业的工作骨干。

　　回想起来，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是参加了解放军，有机会为西藏的农垦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看到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发展，雪域高原撒满“希望的种子、团结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我倍感欣慰。

　　（记者次仁片多索朗琼珠唐启胜整理）